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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渔民冒险闯荡远洋 安全不容忽视需政府保护

2019-09-15 20:30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Fonds Mondial pour la Nature,WWF)报道,全球每年非法捕鱼贸易额达100亿美元,非法捕鱼主要集中在比较贫穷的国家海域,他们没有先进的捕鱼设备和技术,也没有财力有效地监管其辽阔的海域。据国际粮农组织介绍,大约30%在公海捕鱼的船只未经过登记,大部分船只来自亚洲和欧洲。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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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海域非法捕鱼包括很多种方式,如禁渔期捕鱼、非授权区域捕鱼、超配额捕鱼、使用毁灭性捕鱼设备捕鱼、无许可证捕鱼等,这些船只捕鱼后经常到加那利岛和斐济岛的港口进行交易。非法捕鱼已经形成一条龙作业,在马耳他、巴拿马、洪都拉斯花500美元就可买到船只的国籍,24小时即可办好手续,这样真正的船主就可逃税,每年非洲由于非法捕鱼而遭受的损失达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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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环境和旅游部长Umiich Sengebau表示,帕劳正在寻求利用环境金融市场来帮助当地渔业社区和发展国内渔业。

非法捕鱼给渔业资源造成巨大损害,据绿色和平组织专家介绍,非法捕鱼船仅销售价值较高的鱼,而把价值较低的鱼抛到海里,这对于缺少技术和设备的当地渔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威胁当地渔民的生存。非洲联盟和国际粮农组织决心打击非法捕鱼船只,保护西非渔民的利益。(摘译自《Les Afriques》网站 来源:驻喀麦隆经商参处)

渔民出海捕鱼,途中可能遭遇的危险难以预测。图为一名中国渔民将煮好的饺子倒入大海,祈祷出行平安。 在各个远洋海域从事捕捞活动的中国渔民,他们的数量难以精确统计,他们遭遇的危险更是难以预测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3月11日,中国渔船在南沙海域作业时遭遇印尼疑似军舰炮击,渔船被击沉,船上23名中国渔民遭扣押。3月12日,在遥远的非洲西海岸几内亚湾遭,一艘中国渔船遭劫持,7名中国渔民遭绑匪劫持。 近年来,在远离国土的遥远海域,不时有中国渔民遭遇袭击的事件发生。他们为何远涉重洋?他们的生存状态又是如何? 中国渔民越捕越远 中国渔民闯荡非洲海域已有20多年的时间。中国渔业协会副秘书长刘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发展远洋渔业的开端。当时,中国水产总公司远洋船队把西非黄鱼等远洋海产品投放到京、津等地区,受到市场追捧。 据刘瑞介绍,当时的中国水产总公司隶属于农业部,可以说,那时的远洋捕捞多属于国家行为。上世纪90年代,刘瑞曾在非洲海域呆了两年多。他回忆说:“那时整个西非海域都比较安全,我们的船只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仅有一次听说索马里国内打起来了,我们才绕行了几百海里。” 但是从90年代末开始,远洋捕捞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衰竭,除了大型国营捕捞公司,一些民营捕捞公司频频走向远洋。这时,一批批中国渔民随着起伏的船只,开始了大规模踏上通往世界各海域的冒险之路。 海南一渔业公司的总经理崔思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20多年前一网可以打上一千斤鱼,现在即使十网也打不上一千斤了,所以渔民只好出远海。”近海资源的枯竭导致一部分渔民弃船登岸转产转业,另一部分人则不得不发展远洋捕捞。17岁随父出海,现已是花甲之年的崔思义见证了中国渔民越走越远的历程。 崔思义的渔船最初到南沙捕渔,后来辗转到印度洋,现在他的船只不仅到过非洲东海岸,还去过拉美的巴西、秘鲁。“非洲东海岸的鱼其实也不多,但比中国近海要多得多。”崔思义说。 远洋捕捞是个冒险活 2月3日,在印尼马鲁古省图阿尔岛的一个港口,一名中国渔民将煮好的饺子倒入大海,祈祷出行平安。这个岛屿距离印尼首都雅加达东南3000公里,上有160余名中国渔民,他们多数来自辽宁、四川和海南等地。他们依靠的是12只渔船,长年在遥远的海域从事捕捞作业,每次出海捕鱼都要20天左右,然后回到岛上的港口休整几天。由于与当地的语言不通,他们的生活只能限定在港口和甲板上活动。 对于远洋渔民的辛苦,崔思义深有体会。“出海打渔本来就是个冒险活,何况还出国打渔了。”在远洋捕捞路上,渔民不仅要防台风,还要警惕海盗,以及一些沿岸国家海上警察的威胁与勒索。只要遭遇一次,出海的渔民可能就得倾家荡产。 崔思义介绍,远洋捕捞折本是常事,有些渔业公司老板为了弥补捕鱼上的损失,还会做些小生意,例如,非洲国家特别缺少食品,很多渔船都会带些中国面粉、大米到非洲卖,以贴补航行的费用。他说,如果公司有一定规模才有可能有点赢利,“国内海产品价格低,因此远洋打渔并不是把捕到的鱼运回国内卖,通常是把鱼卖给了欧美的大食品公司。” 渔民需要政府保护 目前,除了非洲、南美等大陆的海域,印度洋、白令海峡等海域都有中国渔民从事捕捞活动。但是,这些海域,具体有多少中国渔民,数字难以精确统计。刘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以非洲海域为例,中国水产总公司目前就派有1000名雇员,加上地方一些捕捞公司,中国在非洲的渔民的数量应有数千之众。此外,中国劳务外派的人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渔业工作。 数量众多的中国远洋渔民,甚至引起了美国战略层的关注。去年9月,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网站刊登文章称,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捕捞力量,将给国际安全带来诸多影响。文章认为,北京的捕鱼船队很可能会增强对战略敏感海域的“海洋领地意识”。如果未来中国海军走向蓝水,渔船有助于了解当地信息。其次,中国渔船队已成为海洋民兵组织的一部分,能够为海上假想战提供支持,光是渔船数量就给任何对手构成强大挑战。 在很多渔业人士看来,中国渔民远涉重洋,为的只是生计,并且他们的海上生活充满众多危险与不测。中国渔民遭炮击、枪击、遭绑架的事件,不只是一次两次发生。 刘瑞目前所在的中国渔业协会,正是为远洋渔业船只提供帮助而设立的,除了提供各类安全信息,还帮助协调与国外的渔业纠纷及谈判工作。他认为,中国远洋渔民的安全不容忽视,政府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护。

Sengebau表示,一旦帕劳国家海洋庇护法于2020年1月1日生效,有计划为当地渔民提供符合指定国内渔区开发的船只。

“我们正在考虑所有选择,我们正在寻找绿色气候基金作为潜在的资金来源,我们正在与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合作,”Sengebau说。

他还指出,正在进行的关于日本政府要求在帕劳的2020年以后的水域捕鱼的讨论可能是另一个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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